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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字游行.乌克兰】利维夫的大众音乐


2020-06-12


【字游行.乌克兰】利维夫的大众音乐

1.
在波兰克拉科夫的巴士站,我差点赶不上前往乌克兰利维夫(Lviv)的巴士。在赶上了那刻,巴士公司的职员跟我说,我的结他要多付十欧元才能运送。「没办法,是巴士公司对乐器行李的规定。」于是,一场「音乐之旅」就是如此展开。

利维夫是一个音乐之都。在我逗留的那段时间,刚好又遇上了莫札特音乐节(LvivMozArt),因而有幸听了几场音乐演奏会。利维夫之所以会定期举办音乐节(或特别是跟莫札特有关的音乐节),主要是因为莫札特的儿子弗朗兹.克萨韦尔.莫札特(Franz Xaver Mozart)。在莫札特的六个孩子中,只有两个男孩没有夭折,而当中就只有弗朗兹跟父亲一样,是音乐家。

或许,我们都很少留意到小莫札特的音乐才华。更不会知道,为了赚取生活所需,他有三十年的时间待在了当时还属波兰的利维夫。小莫札特其中一件让人传颂的事,是在这里的圣乔治主教座堂(St. George's Cathedral)指挥了他父亲的最后遗作──《D小调安魂曲》(Requiem in D minor),以纪念他父亲逝世三十五週年。据历史记载,当时教堂门外挤满了特意前来的马车。

多年后的今天,应莫札特音乐节主办单位之邀,名指挥家奥克萨娜.莉丽芙(OksanaLyniv)在同一场景再次演译了《D小调安魂曲》,以纪念小莫札特在这里的贡献。当天的群众绝不可能比当年少,要不是我提早一个小时到达,恐怕就要像大多数人一样,站着欣赏了。音乐是属于大众的,本就应该是免费物品,但没想到,当听众挤满了整座教堂之际,就连空气都快要变成值钱的稀有品。有一刻,我甚至感觉到一阵缺氧的晕眩。

还是,只是音乐过于震撼,使人忘记呼吸?

听着《D小调安魂曲》,我总是想起米洛斯.福曼(Miloš Forman)的《莫札特传》(Amadeus)。小莫札特在利维夫生活多年,对这里有所贡献,但最终,他为人所讚颂的,是在这里指挥了父亲的最后名作。或许,在莫札特面前,所有人都是庸才。电影所讲的,正是对莫札特的才华所照出的阴影……

故事的起首,已年迈的意大利作曲家萨列里(AntonioSalieri)向神父告解,说起自己与莫札特的往事。萨列里毕生为音乐奉献,是上帝忠诚的僕人,但偏要在中年遇上年少幼稚而无礼、却才华洋溢的莫札特。莫札特的存在让他陷入对才华与宗教的反思。上帝何以偏要宠爱横蛮幼稚的莫札特?难道,这就是祂对忠心僕人的回应吗?渐渐地,他的信仰完全崩塌了,继而萌生了向上帝报复的念头。

报复的方式既精密又简单:假如上帝偏要爱莫札特,就只好从上帝手中夺去他的所有。于真实历史的记载,一位匿名者要求莫札特创作一首安魂曲,而直到他病世时,这首曲只完全了一半。此曲当然是《D小调安魂曲》了。

这个神秘人的真正身份曾是历史上的一个谜团,电影《莫札特传》便以此谜团为创作的基石,把它说成是萨列里精心策划的报复的一环。结果当然以讽刺的悲剧收场。萨列里想要借莫札特的才华创作,继而把一切功名据为己有;但上帝宁可把莫札特杀死,也不让萨列里得逞。

2.
音乐是属于大众的,音乐还是大众的语言。

某天傍晚,听完一场音乐会,正在离开教堂,天就下起了大雨。我没有带伞,一时只好躲在大树下,静待着。

正在感到无聊之际,耳边突然传来熟悉的普通话──有人在读李白的《静夜思》,然后用简单的英文解释当中的音乐性。是一对中国夫妇和一个乌克兰家庭的对话。我偷听了一会,见雨未有停意,便决定上前搭讪几句。原来,他们也听了刚才的那场音乐会。那对中国夫妇得知我来自香港,便似乎马上当了我是亲人似的,热情地邀请我一起到附近的茶室喝茶。

至今,我仍不太了解那个乌克兰家庭的结构。只知道,看上去七十多岁的老头子似乎是一男一女的父亲,和两个小男孩的外公。老头子是心理学教授,不久前才到过中国办过演讲,讲心理学与音乐的连结;那对中国夫妇是特意前来拜访他的学生。在茶聚的中途,正当我还在忙着搞清楚各人的关係时,又多了一个男人加入对话。「噢,他是孩子的父亲。」──我是如此被告知的。那对中国夫妇的英语不太灵光,我在这里,一时便担当了翻译的角色。其后雨停了,他们又邀请我到他们家坐坐。

到了他们家,姐弟两人便开始弹奏起了钢琴,顷刻间,外界的一切似乎都跟他们不再相关──音乐变成了两个人的私人语言,一道场域的屏障。两个孩子也开始在地上玩起了爆旋陀螺,又是另一个场域。「他们是这样的了。」老头子叹气道。我们便继续谈音乐和心理学。假如我不作翻译,我跟老头子便又在另一个场域的屏障之中了。

然后,我发现家的角落放了一些乐器,其中还有结他。「我可以试弹一下吗?」我问老头子。他说当然可以。于是,我便拿起了结他,尝试理解姐弟二人的音乐场域。

渐渐地,他们也开始听到我的存在,便展开了伴奏的语调,似乎是想要邀请我加入「对话」。这时候,姐姐站了起来,拿起了小提琴,交到了「孩子的父亲」的手里,又拿起了非洲鼓,交到了老头子手中;而她自己则拿起了四弦琴。一场五个人的对话便如此展开,就连不懂乐器的中国夫妇也以舞蹈的方式加入了我们。

音乐是大众的语言,我们就这样玩耍了一个多小时,过了一个美丽的傍晚。

临别时,我留了自己的Facebook,作为联络方式。可是,中国大陆不用Facebook,我又没微信,我便没办法再联繫这对中国夫妇了。这个音乐家庭属于浪迹天涯、与世无争那种,根本也不用Facebook。因此,只有姐弟中的姐姐能连繫上。那时我才知道她叫莎奇玛。

「孩子的父亲」坚持要驾车送我回家,说那是他回家会经过的路。小孩二人的其中一人也坐上了车的后座。沿路上,我们谈到了乌克兰本地的政治状况,以及政治形势对乌克兰语的影响。「在几年前的革命后,乌克兰语慢慢开始取代俄语了。」他指的是乌克兰东部地区的状况。我便不禁想,如果一个国家一直处于两种语言、两种意识形态的竞争之中,会是怎幺?但很快地,我又发现,其实根本不太用想像,类似的情况其实一直发生在我自己出身的地方。只是,竞争的形式有点不同;只是,我再也没有回去过……

3.
只要有缘,千里都能相会的。

几天后,我就搭上了火车,横跨了半个乌克兰,到了首都基辅。在这个有近三百万人的大城市中游走,基本上,所有人都是你在一生中只见一面的陌生人。但就在市中心茫茫的人海中,我竟然跟莎奇玛遇上了──她刚好也来了基辅参加一场音乐会。我们见面便忍不住相拥了起来。「我就知道我们会再见的。」她说。

对的。我甚至知道,之后我们还会再见。只要这个世界还有音乐,我们还是会再见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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